塵蟎過敏的責任依存網─ 防蟎抗菌洗衣精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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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01-20 發表
早在1867年，馬克思便在經典鉅作《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已被物與物的關係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高度分工狀態，往往遮蔽了商品生產過程，我們看不到各種勞動樣態如何組織一個商品的出現，我們只看得見廣告、宣傳和行銷，彷彿是商品本身具有獨立自主的力量，吸引我們購買。
這個近一個半世紀前的理論觀點，不僅能夠幫助理論思辨，更能幫助我們反省今年11月中旬，獨立媒體上下游新聞對於洗衣精檢驗的報導：防蟎功效的需求是自然浮現的嗎？這些宣稱的功效背後，我們真的知道這些洗衣精的成分是什麼嗎？
防蟎的對象─塵蟎（dust mite），一種肉眼不可見的微生物，喜好溫暖潮濕環境，以人體及動物的皮屑維生。塵蟎不會咬人，但是會引起過敏反應，台灣醫界根據歷年來各項統計調查，宣稱塵蟎是引起台灣民眾過敏的最常見物質。然而，防塵蟎就可以幫助我們防過敏嗎？
防塵蟎等於防過敏？
筆者近半年來訪談近二十個育有過敏兒的家庭，其中無論父親或母親，都高度重視環境中的塵蟎過敏原，投入大量金錢和時間在對抗塵蟎，然而，這些努力都不能保證孩子脫離過敏的夢魘。回到過敏成因來看，依世界過敏組織WAO（World Allergy Organization）出版的過敏白皮書中說法，過敏疾病屬於慢性疾病，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結果，不像是傳染病能夠找到一個單一確切的病原體，例如病毒或是細菌。
過敏是由過敏原、基因遺傳、免疫系統狀態、室外╱內空氣汙染……等等各種風險因子（risk factor）共同所造成的（註1）。風險不同於危險（danger），所謂的「危險」通常指的是很明確、直接會發生的負面作用，但是風險則往往是潛在的、尚未發生、也不一定會發生的危害。
因此，面對過敏這類的慢性疾病，我們往往會以風險的概念來理解，家長們一定很能感同身受，例如在過敏的防治上，除了塵蟎以外，洋洋灑灑各種方法例如勤餵母乳、避免接觸過敏原、保持居家清潔、濕度控制、補充保健食品、運動……等等，都是過敏兒照護中常見的小撇步。可是，這麼多的「眉角」，並沒有人保證哪一項目勢必成功擊退過敏，這就是風險的概念。
在眾多過敏風險因子的其中之一，從古典的灰塵概念過渡到作為一種生物的塵蟎，其具有與其他病原體親近的性質，更容易被比擬作造成過敏的罪魁禍首。塵蟎作為過敏病患的天敵的這個「事實」，經常是藉由各種論述、廣告得以確立，我們無須去醫院進行過敏原檢測，也會認為自己可能是對塵蟎過敏，沒有過敏的人，也會覺得要小心預防、避免接觸塵蟎的環境。
台灣社會中，各種與過敏相關的商品行銷，穩固化了塵蟎作為過敏元兇的「事實」，也創造了防塵蟎需求的無限商機。
缺席的政府？
上下游新聞團隊花費半年多的時間，將36件號稱防蟎抗菌功效的洗衣精進行化驗，其中驗出常作為農藥使用的化學物質─百滅寧（Permethrin）的結果一出（註2），震撼台灣社會，特別是許多為了過敏兒而購買的父母親。爾後，經濟部標檢局號召各方專家、廠商、相關部會及公民團體共同召開會議研討，才發現無論是防蟎或抗菌，這些功效不僅缺乏一套相應的規範準則，也沒有直接管轄的政府部門對口。
相較於其他產品中的化學添加物，更別說是某些防蟎清潔劑還會在廣告中宣稱具有預防過敏的療效，都必須符合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檢驗標準兩大基本規範，否則就不得上市。
然而，在清潔劑這類的商品中，卻不存在這樣的規範，也就是說，國家並沒有制定一套檢驗這些防蟎抗菌的實際功效以及對於人體和環境安全性的標準機制。其次，這些化學物質可能不只是單一防蟎、殺蟎用途的進口，而是具有多重用途，例如同時是人體用藥也是環境用藥，如今加入清潔劑當中。
這些截然不同的使用，讓看似單一的化學物質和社會產生了各種層面的連帶，從進口到各種用途，相應管理的政府部門、法規都不盡相同。筆者認為，高度分工的行政單位應當共同妥善處理當下的制度漏洞，不應稀釋塵蟎防治管理的重要性，不應將塵蟎防治化約為個別的家庭消費行為。
同時，這樣化約的結果，還隱含著一種潛在危機，一種將塵蟎過敏疾病相關的責任限縮到家庭之中的危機。
鑲嵌在多重環境之中的塵蟎防治：責任如何歸屬？
化學物質各種用途會分別與不同的社會群體產生關聯，一旦這些化學物質走向清潔劑添加物的路徑時，作為防蟎抗菌的洗衣精，它也在社會上開展出獨特的、複雜的網絡。
防蟎抗菌的洗衣精被納入過敏防治的基本原則─家庭環境控制的策略當中，不只是政府、醫界提出的衛教辦法，包含報紙上對於過敏及環境的討論，也都著重在家庭層次的「環境控制」對於降低過敏風險的幫助。
然而，所謂的家庭環境控制實際上怎麼操作？各方說法不一，沒有具體建議人們使用或拒用防蟎抗菌洗衣精，這類清潔用品便在這個曖昧的原則下開拓了過敏訴求的龐大市場。在防蟎抗菌洗衣精的案例中，我們得以反思現行各種降低過敏風險策略。
「蟎」天而來的全球環境議題
首先，過敏疾病與環境因素的關聯不只是在家庭環境範圍之中，我們更應該考量到「環境」具備的多重涵義，環境的涵義同時包含自然與非自然，從家庭、城市、工作/教育環境到生態、自然環境、島嶼、台灣，甚至整個地球。
造成過敏疾病的風險因子不只存在家庭環境內，也受到城市、國家環境的發展及自然環境受到的各種汙染影響。降低過敏風險策略限縮到家庭環境範圍內的結果，導致像是每一次面臨沙塵暴來襲時，政府都只是消極地對民眾提出外出警告，把國家甚至是全球環境汙染問題化約成個人免疫系統與過敏原塵蟎之間的戰爭。而對於防蟎抗菌商品管制規範的缺乏，更潛在著化學物質排放對於生態環境造成的各種衝擊，這些「環境」之間不是全然分立，更是相互依存的關係。
由此可見，防蟎訴求實鑲嵌在各種「環境」中，除了洗衣精之外，回到源頭處，政府有義務規範目前市面上五花八門號稱具有防蟎抗菌、預防過敏功效的商品，制定出相應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檢測判準。
塵蟎過敏的問題不應消極地簡化為個別家庭選擇的後果，也不只是過敏兒父母具有道德色彩的健康責任。防蟎抗菌洗衣精的爭議，反映出在過敏問題中，風險評估、家庭道德責任與商業邏輯相互結合的結果，公民團體指出制度缺失的當下，政府部門將如何回應和改善？需要我們持續的監督與關注。
註1： Pawankar, Ruby, Giorgio Walter Canonica,Stephen T. Holgate, and Richard F. Lockey,eds., 2011, WAO White Book on Allergy.Milwaukee, Wisconsin: World AllergyOrganization.
註2： 汪文豪、林慧貞的專題報導，請參閱上下游新聞市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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