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能源轉型中的公民身影(下)—公民參與能源生產才轉得動

作者: 
周于萱(本會專員)

今年夏天815大停電後,台灣輿論好像開始轉向,就連原本支持反核的民眾好像也開始立場搖擺,畢竟沒有電真的是太痛苦了,工商業的腳步也因此大亂。但反核或能源轉型是否因此就要走回頭路?我們認為不盡然,觀察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廢核與能源轉型之路,其實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德國從高碳排的褐煤大國和核電大國,設定目標要成為以再生能源為主的綠色大國。德國的能源轉型之路究竟從何而來?公民又如何參與其中?我國中央政府雖然提出了2025非核家園的政策願景,也修訂電業法將2025非核家園納入,但是觀察這幾年來的能源相關政策,或是近來終於試圖邀請更多民眾一起參與的能源轉型白皮書,地方政府或是人民的角色好像還是模糊不清。

德國能源轉型的討論已經超過二十年,究竟在這段漫長的過程當中,公民的身影在哪裡?如何參與其中?是不是還有什麼困境或問題仍待解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特別邀請《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一書的作者林育立先生,分享他多年旅居德國的觀察及分析。

關於德國的歷史文化如何影響德國的能源轉型,請參考上篇:德國能源轉型中的公民身影(上)歷史文化如何促成能源轉型

電業自由化帶來的權力下放是關鍵

1998年,歐洲的電力市場開始走向自由化,從負責發電的電力公司、輸電、配電、到賣電都開放民營。目前德國約有一千家電力公司可供消費者選擇,就像台灣民眾選擇不同的電信業者,想省錢的德國消費者可以利用電費比價網站,只要輸入每戶人口數、年用電量、和理想中的電力來源組合等資訊,就可以算出每年的電費和用電的碳排量,每個人按照自己的需求以及願意付出的成本,選擇最適合自己需求的電力公司。

林育立說,觀察德國的能源轉型會發現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發電的主導權下放到民間,消費者可以同時是生產者,也就是英文的prosumer。林育立指出,在德國,太陽能發電的主力是人民,因為太陽光電的設置門檻相對低,成本也相對低,很多人家裡都有屋頂。而且現在越來越多人在家裝電池,可以儲存白天發的太陽能,等晚上回家後再用,設置的費用幾年內就能回本。這些「太陽公民」(家裡的屋頂有太陽能板、電池、或裝太陽熱水器的民眾)約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雖然每一個人的發電量不大,但是累積起來很可觀,他們在選舉時會支持能源轉型的政策,在社會中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談到人民在能源轉型扮演的角色,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德國南部的反核媽媽Ursula Sladek。她原本是一位小學老師,在車諾比核災後,深深感受到核能的威脅。她認為德國一定要推動能源轉型,因此下定決心從自己做起,與社區的夥伴組成「父母要非核家園」組織(Parents for a Nuclear Free Future),並在電業自由化後與夥伴集資成立了一家能源公司。一開始,她也不是很懂能源的專有名詞,但是後來邊學邊做,學著學著就成了專家,現在她的公司在全國有20萬的客戶。

 

合作、協商、妥協共創再生能源

講到消費者和生產者,會讓人聯想到台灣正夯的合作社。林育立說,合作社在德國和瑞士有其文化傳統,早在18、19世紀就有雛形,從農民互助開始延伸到後來的金融,這樣的合作社文化是推動能源轉型的關鍵因素。相較於私營的公司,決策由股東決定,持有不同股份比例的股東發言權也不同,合作社的社員人人都有發言權,決策時一人一票,沒有人可以主導,所有決策都要一起決定。

在德國和瑞士有不少超市、餐廳和媒體是用合作社的模式來經營,這背後代表的是公民的自主意識高,為了捍衛某一特定的價值,樂意參與討論和決策。林育立提醒,能源轉型也要把這樣的精神納入,才有可能成功。他舉例,一個大財團會以為投資再生能源很容易,但實際在做的時候會發現,沒有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推動起來可能就會遇到困難。例如,風機的噪音和對地景的衝擊,一定有鄰近居民不贊成,但是如果能開放投資,讓居民有機會深入了解再生能源的運作原理和風險,甚至從中獲利,阻力自然會比較小。正是因為再生能源因地制宜的特性,納入在地民眾的意見,讓發電與當地民眾共存共榮,才可能創造在地的價值,而非只是外來的開發商得利。

除了合作社,聯合政府與聯邦體制也是德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這樣的「聯合」代表的是人們經常得跟不同的派系和團體合作,接受妥協後的結果。在德國,幾個黨的黨魁在選後坐下來協商,決定接下來四年要做什麼是常有的事。在歐盟的層級也一樣,每次高峰會都是會員國吵吵鬧鬧的討論,大家達成共識後才簽字,每一個國家非妥協不可。因此在德國和歐洲,大家很習慣立場不同的人面對面協商,在不同立場的人之間找到共同目標,唯有經歷這個痛苦的過程,大家才能一起向前行。

 

開源也要節流 減少建築能耗很重要

除了大力發展再生能源,德國也花了很大的力氣在減少建築的能耗。在德國這樣的溫帶國家,考慮的是如何透過暖氣維持室內的舒適,在台灣這樣的亞熱帶國家,則著重如何將室內的溫度降下來。若建築物的隔熱差,設計不良,提高或降低室內的溫度就需要大量的能源。德國政府積極減少建築物的能耗,規定每平方公尺的能耗上限,每隔幾年就會調降一次上限,用嚴格的建築法規迫使建商改善建材與設計。另一個有效的政策工具是提供節能補貼給新建案,比方能耗如果只有一般建築的70%甚至更低,政府就會提供一定金額的優惠利率貸款,鼓勵民眾買節能的房子。

當然,這不是政府說說而已,早在1980年代,德國政府就在努力提升國內的建築技術,補貼興建示範性的低耗能建築。2011年在柏林市區啟用的正能源屋(plus-energy house)造價要上億台幣,不計成本做出示範,透過隔熱的厚牆和智慧節能系統,只需太陽能板就能滿足一個家庭一整年的暖氣、用電和電動車等全部的耗能。這個正能源屋不是節能專家的空想,而是請一家四口住進去,實際使用這棟建築一整年,讓建築師分析耗能的數據,作為未來改善的基礎。

 

誠實面對優缺點 共同面對一起向前

再生能源是氣象、電力技術與財務的專業,林育立提醒,整天都坐在辦公室不可能了解風電,有興趣的人得主動親近自然,實地感受太陽、風和地熱等大自然的力量,掌握長期數據和最新技術,才有投入相關產業的本錢,選對場址發揮最大效益。林育立提醒,再生能源不是無往不利,即便德國有許多銀行樂意投資,政府立法提供穩定躉購,廠商也認真評估,還是有許多電力公司倒閉。

林育立觀察,台灣在談再生能源的時候,支持再生能源的人往往只提再生能源的好處,卻不提再生能源的缺點,他建議討論時應該把每一個選項的優缺點講清楚。他認為,透明的資訊與公開的討論非常重要,如此一來,社會大眾才能在清楚背後所付出的代價的前提之下,做出最後的選擇。

從外界看來,德國的能源轉型好像一帆風順,其實一路上困難重重,技術和經驗的累積需要時間。以離岸風力發電為例,在研發和運營風場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海風的高速、不時變化的風向、鹽分侵蝕以及生態保育等問題,工程師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一點一滴改善技術。德國也有許多反對再生能源的聲音,像是北部的風電要送到南部的工業區,電網建設的費用很高,而且周遭居民許多都反對這項計畫,怎麼辦?除了一再溝通和協調,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沒有其他方法。

現場觀眾提問,聽完德國的經驗,台灣可以怎麼做?林育立回應,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問題要克服,像德國自己訂了目標,在2050年前再生能源的比重要達到80%。德國的能源結構原本相當仰賴煤電和核電,這是一個很不容易達到的目標,但是德國人願意去做,因為德國看到能源轉型的利基:走在這條路的最前面雖然辛苦,但一路上累積的經驗和技術,能確保相關產業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由此看來,能源政策與產業政策其實分不開。

林育立總結,德國政策明確,讓業者有跡可循,建築耗能和輸配電網規劃等各種政策互相配套,相形之下,台灣的政策如果不斷在改變,就會影響投資的意願。再生能源畢竟是因地制宜的能源,德國走過的路只能參考,不能照抄,期盼台灣盡快走出自己的能源轉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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