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婦與我]那一年，我遇見主婦聯盟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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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02-24 發表
回憶總是似遠還近，有些事儘管相隔多年，卻清晰一如昨日。臨沂街、恆春小鎮、甘肅路、台北街頭和水源市場旁的汀州路，一些熟悉的街景畫面，像快速轉動的電影膠片，從腦海裡閃過。那25年的歲月，看似漫長卻又轉眼一瞬間。
樓頂樓腳不相識
1987年2月在《自立晚報》的實習接近尾聲，我轉往《新環境雜誌》打工，印象中應是拜劉克襄的推薦吧！那時雜誌社位於臨沂街7樓，在那裡，我認識了做田野調查的楊渡、李疾，還有剛出道的攝影侯聰慧，以及常去開會、參與編務的柴松林、馬以工。
在那為期僅一、二個月的編務校對工作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剛起步不久的反公害運動，李長榮化工汙染、鹿港反杜邦運動及台中三晃農藥汙染等公害事件，成了我關注、研究的社會議題。我還記得那時在同事的案頭上看見一句話，「向土地與人民學習」，內心為之嚮往不已，從此這句出自馬克思的左派口號，成為影響我走向新聞工作的重要動力。
我像個小跟班一樣，跟著楊渡、李疾進出，記憶裡還在《新環境雜誌》撰寫過一篇反公害的報導。但即使如此，我卻從來都不知道新環境和主婦聯盟是樓頂、樓腳的厝邊關係，更不要說還有一個與我年紀相仿、同在那搞地下工作的女大學生。直到多年後，我們相逢、相識、相戀，聊起那一段年少往事，這才發覺原來我們曾擦身而過。
第一次舉白布條
我的第一次街頭經驗是來自1987年的恆春反核，那年春天我隨《新環境雜誌》南下屏東，落腳在《人間》資深攝影記者關曉榮的家，那是他任教於恆春國中教職的太太的日式宿舍。白天所有工作人員都外出，唯有我獨自在家當接線生，一通從南區警備總部打進來的電話，盤問了老半天，我猜想對方和我對話是「雞同鴨講」，根本不知所以然。
但老大哥直接來電，還是不免帶來一些干擾效果，有人嘟囔幹譙，也有人稱讚我臨危不亂（誰曉得我只是青暝牛不怕槍）。晚間，反核團體照常走上街頭，人人手持一柱清香，拉起「要孩子不要核子」的抗議布條，沿著恆春老街邁開腳步。我還記得拿著擴音器的是姚國建，台大教授張國龍和一群社運、文化人也都參加那場遊行。
那個年頭的台灣尾，民風純樸、民情保守，在戒嚴時期底下，恆春人幾時曾看過抗議示威。當遊行隊伍在菜市場前擺開陣勢發表演說時，我正佇立一旁拉著白色布條，傻呼呼地看著情治人員對著我蒐證，雜誌社的美編彩蘋突然一把將布條從我手中搶走，「你還在念書，不要跟著拿布條！」
那時的我，滿心感動，想來街頭是有情義的。當然，也是直到多年後，我才知到底下拿著攝影機的人還有雜誌社樓下那個女大學生的弟弟，他是「綠色小組」的王小美。
通豪飯店的尾牙
遇見那個臨沂街地下室搞環保的女大學生，已是1990年冬天。我在自立晚報跑新聞，主婦聯盟剛於甘肅路成立台中工作室，許秀嬌邀我參加她們的尾牙聚會，地點就在台中的通豪大飯店，而她，就正巧坐在我對面。坦白說，那次尾牙「萬紅叢中一點綠」，讓我吃得不怎麼自在，畢竟面對一群婆婆媽媽，我簡直成了眾人討論的話題。
此後，在台中、台北兩地來去，我逐漸認識那個當年在《新環境雜誌社》底下成立的環保團體，明瞭她們如何透過推廣環保教育、綠色消費、自然生態、溼地保育及反核運動等，展開婦女對公共政策和社區關懷的參與。對我而言，那次尾牙除了讓我結識另一半之外，也讓我們一家人都成了主婦聯盟的眷屬。
有趣的是，我後來奉派北調，輾轉搬家和王小美成了同居室友。這也才進一步知道，我不是第一個被那個習慣身穿白衣黑裙的女孩子管的男生，原來更早些年，在她組成一個叫「姊姊弟弟站起來」的工作室時，王小美已經被督導好久了。
帶著孩子去反核
早年的主婦聯盟投注較多心力在垃圾分類、資源回收，隨著解嚴後台灣社會力的釋放，主婦聯盟對多元豐富的公共政策或社會議題的參與，不再局限於環保。從反核、教改到搶救森林，舉凡涉及土地生態或下一代幸福的群眾遊行，主婦聯盟幾乎無役不與。
我家因為有一個「主婦聯盟的女兒」，使得我那還在襁褓中或牙牙學語的孩子，總是這些街頭運動的常客。四一○教改大遊行，我兒小威五個月大，還坐在娃娃車裡頭，她則挺著大太陽，一起走上仁愛路的椰林大道。
為了下一代，帶著孩子去反核、催生教改，那是我記者生涯裡極為深刻的街頭印象。多年後，兩個男孩已是不識愁滋味的少年兄，他們長年跟著媽媽，也跟著主婦聯盟成長，如果還能記得那些個曾踩踏過的街頭點滴，真是生命中何等美好的記憶啊！
主婦聯盟的女兒
回憶總是似遠還近，唯一不變的是汀州路，那是她付出青春、奉獻生命的地方，從離開校園、嫁作人妻、走入家庭到養兒育女，20年如一日，未曾間斷。假使主婦聯盟展現了婦女「走出廚房、投入社會」的行動力，那麼作為主婦聯盟女兒的她，無疑是這股行動力的實踐者。
我不是在歌頌，也沒有要讚美，只是想為自己的生命旅行留下隻字片語。因為就是如此巧合，在主婦聯盟即將走過25個年頭的今天，我想起那些曾經歷過的人與事，而坐在我旁邊傾聽的她，正是主婦聯盟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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