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煮」孩子的未來——公館站的便當媽媽共煮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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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卓冠齊(主婦聯盟合作社公館站社員)
 
一個便當,能改變什麼?在家為孩子做便當的流程通常是,打開冰箱尋找剩餘食材,設想迎合孩子口味的選項,手腳俐落的主婦輕鬆地在方正的小鐵盒裡包藏媽媽的愛心。但到外面替別的孩子做便當,就不僅僅是自給自足的愛而已,還滿溢出一份改變現狀的勇氣。
 
自救 起於校園午餐的隱憂
 
週三上午十點,公館站的大門一開,便當媽媽共煮團的成員先提領一籃菜,再多拿一棵鳳梨、一袋檸檬,做為主菜「果味里肌」的醬汁備料,接著臨機應變,取出籃中的胡蘿蔔、粉豆及玉米做配菜,再抓準時間淘米煮飯。
 
二年前,共煮團發起人蘇芬雅的小孩剛進小學,而她也正處於轉任全職媽媽的時期。「那時候剛好看到一則新聞說,小學生的校園午餐扣除固定開銷還有回扣,最後用到食材上的成本只有23元,孩子當時就讀的國小,家長需支付的每日餐費是50元。我自己有在煮,我就在想,在台北市,23元要怎麼變出三菜一湯還加甜點水果的校園午餐?」
 
絕大多數的校方為守住校園午餐的安全防線,要求廠商採買符合衛生標準的食材,再加上營養師的監督,即使是大鍋菜,吃了也不會不健康。不過問問孩子就知道,校園午餐雖能填飽肚子,但食材不夠新鮮、次級品質差異及烹調方式,實在不怎麼美味。
 
雖然擔憂但卻無法立即改變體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先救自己。蘇芬雅笑稱因為自己懶得做,才想透過這個便當媽媽共煮團實驗,集合一群媽媽在周一至周五輪流當主廚。除希望減輕媽媽們每天開伙的壓力,也想孩子們天天能吃到熱騰騰的現做便當。
 
分享 是願意改變的動力 
 
▲圖1:一開始,蘇芬雅與好友呂叔玲一人輪值一天,逢週三及週五在公館站做便當。但努力了一學期,也只能維持 4 個便當的份量。(攝影:卓冠齊)
 
一開始,蘇芬雅與好友呂叔玲一人輪值一天,逢週三及週五在公館站做便當。站所就是一個最近的生鮮市場,食材新鮮又安全,做菜依風味各展所長,這完美的點子應該大受歡迎才對,但就像拿到一張沒有參考點的地圖,她們只能默默摸索登頂的路徑,偶爾有路過的社員好奇探頭進來詢問,但卻找不到同行的夥伴。努力了一學期,也只能維持 4 個便當的份量。蘇芬雅說:「其實願意幫孩子做便當的媽媽不多,據我所知,一個班級裡面大概就兩三個。再來就是,大家覺得在自己家裡做就好了,何必出來做?願意再走出來的就更少。」
 
後來站務人員建議,既然已花時間出來做飯,能否多做幾份,讓更多孩子受惠?在站務協力宣傳下,活動漸漸被人熟悉,參與的人也從 2 位媽媽,變成名副其實有 5 位固定班底的共煮團。同時也從負責 4 位小學生的午餐便當,到最多的 20 個便當,提供公館站附近的社員利用。
 
真食育 家庭飲食文化的交流
 
十一點半,教室裡的孩子已飢腸轆轆,期待著今日的驚喜。水煮蛋剝殼對切、川燙好的蘿蔔玉米放涼,煎熟的里肌片等待淋上酸甜的鳳梨醬汁,低油少鹽是兒童飲食的準則,口感調味交由各個成員自由發揮。無形中也讓孩子,嘗試來自不同家庭的飲食文化。
 
「我不知道為什麼,小孩前一天就一直會問,媽媽明天吃什麼?有次我好奇反問他,你為什麼要問菜色?你是希望知道什麼?他說,沒有啊,就是很好奇、很期待。」另一位發起人呂叔玲提到,孩子因為體質,只愛吃新鮮及健康的食物,起初看到不一樣的便當,難免不適應陌生的口味,但久了也習慣媽媽們每周一次的便當遊戲。
 
 
▲圖2: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喜好,不過當他們帶著好奇心打開便當,原本不敢吃的,會因為是別人媽媽做的而願意試試,一起吃同樣的便當時,也會因同儕壓力放下對特定食物的成見。(攝影:卓冠齊)
 
便當裡出現過壽司、韓式拌飯、義大利麵、炒米粉和肉燥飯等。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喜好,不過當他們帶著好奇心打開便當,原本不敢吃的,會因為是別人媽媽做的而願意試試,一起吃同樣的便當時,也會因同儕壓力放下對特定食物的成見。
 
成員各自端出拿手的私房料理,輪到主廚的那天,多少肩上扛著不能失敗的壓力,但彼此切磋,也帶動個人廚藝的進化。「我一直覺得,食物的料理方式,反映了人的邏輯創意與想法,做菜是一種很難模仿的創意,它很難再複製,除非你把它工業化。而孩子從斷了母奶後,如何繼續從我身上認識這個世界,餐桌上的食物其實就是一種親緣感受的傳承。」作為一位母親,呂叔玲認為,食物是傳遞價值觀一個很重要的媒介,她能給孩子的,就是烹煮美味的食物。
 
每個1.1的累積
 
鐘聲響起,媽媽們快速扣上鐵環,趕赴送便當。共煮團活動進入了第四個學期,蘇芬雅仍舊維持一天自煮,一天共煮,其餘三天吃校園午餐。「這個活動並不是說要取代校園午餐,而是說,以我們有限的力量,多影響幾個家庭抽空為孩子做一個便當。」營養午餐有其存在的必要,它分擔了現代社會雙薪家庭的照護責任,但也就如同面臨課後照顧而考量安親班時,共煮,或部分自煮的方式可以提供孩子的食物來源更多元的選擇。「也許可能比平常早起三十分鐘,也許可能一週一次或兩次,你可以做一些不同,真的,沒有這麼難。還有,除了為自己的孩子做,走出來,多做一個算一個。」「我們常在臉書上看到很多很美的便當照,我便在想,這麼有能力的媽媽,如果她們再多做一個兩個,就多一兩個孩子可以吃得更好。」蘇芬雅認為,做任何好事,一定要有利己的出發點,否則難以持久。共煮就是一個「你好我也好,大家一起更好」的概念。
 
 
▲圖3:在站務協力宣傳下,活動漸漸被人熟悉,參與的人也從 2 位媽媽,變成名副其實有 5 位固定班底的共煮團。共煮模式雖然無法擴大,卻正透過互相學習漸漸累積改變的能量。(攝影:卓冠齊)
 
目前,共煮模式雖然無法擴大,卻正透過互相學習漸漸累積改變的能量。呂叔玲補充說:「你一乘一乘一,乘以一萬次,還是等於一,但是你多做0.1,1.1乘以七次,它就會大於2。只要多出那0.1,就有可能改變。」「當孩子看到你願意為其他孩子的便當付出心力,他會懂得那就是一個公共利益的起點。」透過一週一次的共煮活動,媽媽們透過「便當」向孩子和社會散播出更多飲食革命的希望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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