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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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康世昊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常務理事

       透過「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部」及「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協助,綠盟首次與中研院內部學術單位合辦的「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順利於11月9日落幕。

       對於會議的召開,與會者難免預期能享見一次反核行動者與各領域學者間的深度交流,並藉此豐富核能爭議相關決策的可能變革。就成果看來,這樣的預期實現了一半,體現在核能爭議引發行動的諸面向,逐漸被視為重要的研究對象。相反的,對話缺少的另一半的遺憾,便是行動者及其知識在多篇論文裡「僅」作為被研究對象這般高度,尚未成為兩方互相學習的夥伴。

        以上的遺憾,一方面反映出行動者累積的「反思核能—能源政策」知識,多半未被學術研究者「採擷」;另一方面,則是學術研究者對行動者歷史的生疏。這個研討會多少反映出,在台灣現有能源知識體系的系譜上,「發現反核運動對台灣能源政策轉向所作的正面貢獻」,還留存許多待跨越的「里程」。當然,我們期望會議的討論能持續發酵,讓反核,這個台灣社會史上歷時最長的公民行動,也能成為台灣社會轉型的重要知識資本。

 

封閉的專業知識體系 挫敗公共參與

        當日發表的文章,有三篇是和核能專業決策如何變成一個限制公共參與的官僚化政治體系相關,這裡亦借引其中一位發表法國核廢料政策爭論的學者Yannick Barthe,在質疑社會對話是否能解決法國核廢料覓得最佳處置方式的研究上,他語重心長的表示:核電與核廢的科技發展爭議,反映的最終困境之一是如何能「民主化」民主 (democratisation of democracy )的問題。值得強調的是,幾位研究者關切的重點和結論之間,若能有足夠時間互相對話,或許已足以幫助公眾梳理出更清楚、更具體的系統性思考,「核能為何不民主」的。(註一)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范玫芳教授,以參與原能會委託的公民會議諸事例為文本,指出台灣嘗試發展的審議式民主,面臨很大的瓶頸,即公部門委託單位多數未能正式提交公民會議結果,作為行政執行依據。范教授的說法,就某種意義來說,已經足以讓我們確定,公部門對公民會議效益的回應是「制度性放棄」。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強調資訊對等公開的公民會議,若缺少這二十多年來的反核運動為後盾,一樣無法改變擁核專業體系的傲慢與偏見?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的張國暉教授提供法國核能發展的研究,反思台灣反核力量可集結施力的空間。他認為,法國的核能產業集團已形成一個自主的科技政治體制,再以此基礎,發展出從專業工作到產業部門資源分配的系統 ,而且該系統的特徵亦可指涉到「科技私有化」。於是回顧綜理這個發展過程,就能發現到法國核能產業牢握政治變遷的脈絡。張教授結論指出,「核能從脈絡來,反核自須從脈絡起」,其中兩項工作就是研究者應該要從事「核能史」的耕耘,以及掌握東亞核能史的脈絡。

 

核能爭議去脈絡的脈絡化

        但是以上研究,在研究動機與研究架構上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遺忘了最重要的分析對象,即反核運動對擁核專業官僚體系的批判,以及各式各樣抵抗核電專業霸權的行動。換句話說,如同會議上傅大為教授提出的,從幾篇論文的分析上我們必然會想進一步詢問,為什麼法國的反核運動並沒有挑戰成功,法國仍是全球最高的核電依賴度的國家? 無論研究者試圖理清什麼公共參與性是可能的?結構上的障礙在哪裡?無法跨越的侷限在哪裡?都應該先陳述,各國核能發展史上曾經出現的反核運動壓力及其訴求,為什麼在其國內挑戰核電霸權失敗? 如此才能進一步鋪陳,所謂更多資訊開放、更多元思考面向的參與式民主,為何可以是未來解決核能爭議的重要機制。

        幾位學者的分析裡,對核能爭議如何朝向權力平衡,多少都有凌空飛來一筆,卻不免忽視於其概念性的建言之前,反核團體早已有所行動,卻也未必見成效!在台灣的例子上,根本的權力不平衡之一,就受限於「相關知識專業性由擁核者單向認定」此一困境,反對者需不斷地生產具科學形貌的核電專業知識,以求能擠身封閉專業知識政體勉強開放的舞台(各種形式公共參與),進行核電是否必要等各種詮釋權的近身搏鬥。(註二)

核能產業發展詮釋權:數字、時間與趨勢

        在公民參與思考機制與專業官僚體制的分析上,受邀來台的國際能源趨勢獨立研究者Mycle Schneider的趨勢分析,則呈現一個極具啓發性的對比。同樣深處前述公民參與思考機制與專業官僚體制間的權力不平衡。 Schneider嘗試建構的是一個核電產業發展的大歷史觀,以此對抗國際核電集團運用其數十年來累積的豐沛資源,層出不窮地推出各種宣傳手法。

 

其知識體系的優點簡列如下:

(1)    歷史的大趨勢,給予一個強大、難以辯解的客觀事實。核電發展是長期、持續的下降。即使有個別的變化,也並未能改變這個趨勢。包括核能佔全球總發電量比持續下降、核能發電成本持續上升、興建中核電廠計劃完工延遲時間持續增加、核能技術的學習曲線持續負向成長、核電公司股價的持續下滑、核電公司信憑持續下滑、全球投資核能資金持續下降等。

(2)    利用核電發展歷史趨勢來支持進一步論證。垂直、集中的發電供給觀念是屬於昨日的意識形態,當下已進入革命性轉型的中途—水平的、分散的發電供給。

 

        還值得一提的是,Schneider向我們展示出一種過去參與核電爭議時不同的姿態,也就是獨立專業者的地位與自信,而毋須不斷抗議公部門的資訊不公開或資源不平等,間接造成反核者在各式會議中屢屢陷入與擁核方爭論資料細節的角色限制。

        從這次會議呈現的台灣核電研究與反核行動的各面向來說,發現學界對核電、反核行動有更多關心與研究的動機,毋寧已讓疲倦多年的反核行動團體欣喜。如同台大社會學系吳嘉苓教授於論壇上所指,過去對核能爭議的研究多集中在社會運動與政治機會的對話,我們可以期待未來有更多面向。包括性別、核電基層工作者健康風險、核電與核廢政策的公民參與,甚至是台灣公務員體系與國營事業結合所俱有的特色,如何影響台灣核電政體的形塑。後福島核災的影響力,仍然召喚著更多能源需求與社會變遷的開放性思考。

 

最後則與大家分享Schneider於會中一段引人感嘆的回覆:

「當國家資金必須不斷地、無望地下沈(sunk)給該建廠計劃來挽救後者,相關的決策選擇本身已經失去了自由(freedom)」

                                          -----Mycle Schneider, Taipei, 09/11/2012

 

註一:礙於篇幅,這裡略過另外幾篇探討信仰與科學在貢寮居民在反核四運動上的呈現,台灣民眾在福島核災後的風險認知研究以及日本與台灣核電工人面臨核電風險與工作需求間兩難所發展出的輻射暴露計量標準問題的論文。

註二:最具代表性的詮釋權爭論之一是關於「二十一世紀開始,世界核電發展再度復興」這一說法的對抗性解釋。在311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前,擁核學者、台電與原能會在許多能源會議場合都不斷放送此觀點,並結合核能是減碳必要能源政策選項的觀點,成為國民黨於2008年重新執政前後主要的擁核論述。綠盟與環盟等環保團體則不斷地搜集國際相關資料與此說法辯駁。

PS.「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議程可見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網頁 https://www.rchss.sinica.edu.tw/conf/20121109/program.pdf

全程影音記錄可上Peopo公民新聞平台(www.peopo.org/)線上觀看。

(原載於立報環境前線專欄 https://www.lihpao.com/,本文經修改潤飾部分文字後轉載,並感謝劉惠敏協助修改文字潤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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